而所有这些价格上涨会波及到较为重要的最终消费品——食品上。

即便不存在外部失衡问题，11.5%的经济增长速度、全球范围内石油、矿产品和粮食价格的上涨等因素的存在，也足以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了超过10%的经济增长速度，而通货膨胀率则保持在3%左右的水平。

但不可否认的是，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确确实实不够，应该继续加以研究。在某些情况下(其他变量处于某一给定值域的时候)，两者存在替代性。更何况，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明显超过了年初的控制目标，且有进一步上升的危险。使中美之间的利差保持在3%这样的幅度。目前，中国所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可以人为调整。

10. 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哪里？中国流动性的过剩来自两个方面：货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这两种力量是相互冲突的。它们控制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但它们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而配置这些资源。

梁漱溟先生说《论语》是活泼的生活，只能算对了一半。当下中国最突出的矛盾，就是精英与平民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起来。以利润为目标的部门行业竞争，实际上已经蜕变为新富阶层牟取暴利的竞争。以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竞争，本质上已经演变为官僚集团疯狂追逐升迁的竞争。

失去节制的精英垄断必然走向堕落，而精英的堕落———就像人们已经在黑窑奴工中看到的那样———最终会引致平民的堕落，最后是堕落的系统化、泛化，也即社会的普遍堕落。不可否认，转型中的国家必然会遭遇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摩擦和冲突。

8月4日，温家宝总理到菜市询价，便是一个信号：我们必须努力遏制贫富差距扩大防止贫富分化，必须努力平抑通货膨胀增进民众福祉。中国的经济总量即将超过德国，财政收入已入世界前三甲，但却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与之相伴的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不断走高，房价、学费、医疗费节节攀升，普通劳动者提薪艰难，社会保障漏洞百出。为今之计，是要勉力执两端而守其中。

《论语》凡二十篇，《尧曰》是《论语》治国安邦平天下思想的总结，其核心民本反映了孔子关于治理国家事务的基本要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出于中国社会的整合、认同的需要，以建基于孔孟民本思想的中庸之见，只有能够体察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是如何从个人特别是作为平民的个人的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才能于以人为本上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之所在。回到现实中，说精英们不知道上下同欲和上下同乐、在协调不同阶层利益的基础上谋求社会认同的道理，可能有失偏颇，但说他们并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恐怕不算冤枉他们。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老子·三十八章》）所以孔子是由道返儒，从对大多数人命运的深切关怀出发，竭力张扬仁义道德，由以推动社会整合和整体协调的实现。

而后世硕儒之经学理学却是由儒返道，以礼教为主要手段维护既定秩序也即精英利益格局，极言天道而无视对平民也即大多数人的人文观照，事实上是抛弃了孔学的社会整合目标。共生或寄生与宿主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就是这样对应的：全体利害与共，宿主不存，寄生焉附？ 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并非后人附会的平均主义，其核心旨趣乃在不要排斥穷人。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试想，如果平民们过不了好日子，精英们能有好日子吗？孟子早就告诫精英们要经常想一想出乎尔者，反乎尔者，（《孟子·梁惠王下》）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精英们怎样对待平民，平民们也就会怎样对待精英。这不仅是先秦孔孟思想与后世儒家道统礼教的重大区别，而且蕴涵着现代国家管理修齐治平的巨大现实价值。（《论语·尧曰》）以传统的中庸观（中庸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可中国政治似乎又最缺少中庸）鉴之，中国正面临贫富分化导致社会骚乱和通货膨胀导致经济混乱的双重风险。进入专题： 贫富 。否则，对社会整体的协调，就会遭遇特别的障碍和困难。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泽东把这个道理就说得更明白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尽管中国持有的外汇资产已高达1.3万多亿美元，财政收入直逼万亿美元，沪深股市市值超过GDP总值，但与此同时，粗放投入日复一日，投资饥渴日甚一日，资源环境日暮一日（窃以为，此三者才是中国最值得警惕的泡沫）。

这极有可能把中国引向斜路引向歧途。（《礼运》）但道既已一去不复返，自然就只能失道而后德。

权力及第＋金钱及第，便是精英对社会的垄断。据亚洲开发银行8月8日在北京发布的数据：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增幅已是印度的两倍，仅次于尼泊尔位居亚洲第二。

实际上，各路精英早已在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利用其秉赋结成了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不看比例看效率，不看成分看贡献，不看规模看发展，不看性质看作用。原中央直属、省属和市属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大型或中型的国有企业。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最高层领导至今也没有公开宣布实行私有化的经济政策，中国的私有化势力不得不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实行公有企业的私有化。

这些表面上很合乎人们的直觉的论点意在直接导出他们想要的结论：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特别是将国有企业变成由其经营者私有。2005年发表的一份全国工商联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非国有的所谓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不到3年，民营企业有60％在5年内破产，有85％在10年内消亡。

中国最近20年的私有化行动打着改革的旗号，以发展民营经济实际上是发展私营企业为号召，其具体做法则是，借口对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和股份制改造，将公有企业变为少数人私人所有，特别是变为由企业经营者个人私人所有。——突出一个卖字，落实一个股字，抓好一个私字。

王东京的这篇文章声称要回答国有产权为何要转让的问题，它提出的归总的答案是改善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这些民营企业的倒闭当然是因为它们不再能盈利，而这些不盈利的企业如果还经营下去的话，当然就会成为名符其实的冰棍和烂苹果。

而在实际上，对公有制企业系统地进行完全的私有化改制这个基本方针本身就必定导致公有财产的贱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只对政府负责，而真正的所有者，却变成了局外人。他们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98至2003年。（左大培：《不许再卖》，第16章）但是中国的私有化鼓吹者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发展经济变成了他们摧毁公有制企业的借口。

近年来，非公经济迅猛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正是因为它是‘花自己钱办自己的事，有既讲节约又讲效果的机制。要使这种企业中的人都变为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本身就是一个荒唐的想法。

在最近20年的中国，为私有化主张提出了最著名的论据的有周其仁、张五常、张维迎等人。经济学理论表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经济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

股份制改革后，经营者则用国家的股份办国家的公司。他们为自己的私有化主张辩护时使用的理由，在逻辑上就讲不通。